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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美雄:全面深化改革,五大潜力助推转型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2017-02-16

  客观准确研判未来经济大趋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症结在于人口危机叠加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严重少子化与快速老龄化并存的人口结构失调叠加房地产泡沫、资源环境难以为继和出口导向难以持续,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这将导致中国经济台阶式下行和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 。目前中国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历史节点,摆脱当前及今后发展困境必须标本兼治,必须抓紧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

  人口危机叠加粗放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导致经济下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廉价劳动力优势,紧紧抓住全球化机遇,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经过三十多年艰辛努力,迈进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人均GDP达8000多美元,实现了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了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

  然而, 自2010年,伴随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中国经济就告别两位数增长,一直处于下行之中。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症结在于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叠加人口危机。从短期看,是由于当前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彻底难以为继,中国发展遇到出口导向难以持续、资源环境难以为继、人口红利衰减、创新能力不强、投资消费失衡、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过大、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增多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所导致的。从长期看,根本原因是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一)严重少子老龄化是导致经济下行的根本因素。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与全球老龄化加深密切相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陷低生育陷阱,老龄化较严重,造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需不振、养老负担重及财政供给压力大等,导致经济低迷,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无疑中国也是主要经济体之一,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发展也带来了重大挑战。由于过严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叠加现代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严重扭曲了人口结构,使人口发展出现新的发展困局,人口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一是严重少子化,未富先少。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82年为33.6%,2016年只有16.5% ,下降了17 .1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的26%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34%,比美国的20%还低;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2016年只有 2.2 亿人比1982年减少了1.2亿人。按照人口统计标准,中国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中国是全球少子化速度最快、少子化总量最大、少子化程度较高的国家。

  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2.2万美元之上,而中国只有8000多美元。中国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然而中国少子化程度不仅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已达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严重未富先少,已严重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和国家人口安全。

  二是人口老龄化提速,未富先老。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15年已达 1.5亿 、占总人口比重10.8%,比1982年上升了5.9个百分点。而1953年到1982年只上升了0.5个百分点。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与美国的12.5%左右仅相差1.7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

  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居高不下。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2210万,男女比例是114.6比10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调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和失调总量最大的国家。

  由于人口结构严重失调,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并将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战略软肋。当前人口危机初露端倪,2020年之后将全面爆发,将深刻影响当前及今后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削弱经济发展动力,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是减少劳动力供给。少子化将造成劳动人口减少,将使劳动力老化且供给不足特别是青年。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12年至2016年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5年下降,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5年减少了1900万人左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2011年的69.8%下降到2015年的67.3%,减少了2.5个百分点。2015年流动人口30多年来首次减少,减少568万人,2016年流动人口继续减少171万人。与此同时,劳动力老化日益加剧,45~59岁大龄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力比重2010年为28.4%,2015年上升为33.3%,2025年将达38.2%。可以基本判断中国劳动力供给高峰已经产生并出现拐点,表明“刘易斯拐点”已到来。尽管近年来,就业市场呈现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格局,及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会节约一部分制造业劳动力。但由于少子化加剧、老龄化趋势加快,中国劳动力供给短缺已拉开序幕,劳动力供给已由“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由结构短缺转为全面短缺,今后中国企业用工成本的优势将不复存在。

  2020年之后,中国将爆发劳动力危机。 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这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下降幅度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20~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这是活跃经济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2020年将比2010年减少0.68亿人、下降幅度达12%,到2030年只有4.49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1.20亿人、下降幅度达21%;20 ~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这是有效劳动力,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

  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给中国制造带来重大挑战,近年来全行业薪酬增长率年平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不少外资企业近年来撤离中国转向东南亚,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关系。劳动力供给不足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二是影响社会稳定。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直接后果是男性人口相对于女性人口的绝对“过剩”,产生“婚姻挤压”。2017年“娶妻难”危机将拉开序幕。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到2017年,24—28岁男性有6000万人,而22—26岁女性只有4800万人,男比女多了1200万人,男女比例是125比100,这意味着24—28岁年龄段有1/5、1200万人男性在相应年龄段将找不到配偶。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其深远危害,将超越上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三是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青壮年是社会创新的主力军,由于青壮年劳动人口急剧减少,将减少创新人才总量,严重弱化社会创新能力;此外,中老年人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都逐渐衰退,适应工作环境,接受新事物和新技术能力都不如青年人,工作效率相对较低,劳动力老化也将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

  四是降低消费能力,影响内需。青壮年是社会消费的主体,老年人消费欲望和需求、消费能力相对较弱,一旦青壮年人口比重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消费能力,导致内需不足进一步加剧,很多产业就会萎缩,极大影响我国经济转型。

  五是社会养老面临空前压力。2020年后,养老危机将爆发, 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四二一”家庭结构,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尤其是2030年后,养老问题将更严重,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

  六是造成社会总储蓄下降。青壮年人口减少及养老负担增加,将导致社会总储蓄减少,使社会总投资下降,弱化经济增长动力。

  (二)房地产泡沫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

  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制约因素,是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而房地产泡沫则使经济下行雪上加霜,房地产泡沫已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基本矛盾的重要根源,成为危害转型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颗毒瘤。

  从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后,由于片面追求房地产产业化,过分强调其经济功能,弱化了民生属性、社会属性,尤其是保障性住房严重缺位,保障性住房无论是建设速度还是规模都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导致了房地产市场存在投资、投机性房产过剩与居住性住房短缺并存格局。

  经过10多年的大幅度上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较严重的泡沫。据测算,仅卖掉北上广深建成区的土地,就可以买下半个美国。全球房价最贵的十二大城市,有3个在中国大陆。然而,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且生态环境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

  另从国际上通用衡量房地产泡沫的几个指标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房看,也说明了当前中国房地产存在较大泡沫。特别是从投资比看,更为明显,房地产总投资占GDP比重2006年为10.2%,2015年攀升到18.7%。而在日本,在泡沫高峰期,该数值也从来没有超过9%;在美国,它从来也没超过7%。

  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膨胀大大超前于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高峰出现基本与城镇化同步,因而,房价大幅下跌与城镇化率有关。当一个国家城镇化率超过60%的时候,房价大幅下跌就可能发生。美国房价波动时候城镇化率超过70%;日本房产泡沫破灭是因为城镇化率超过67%;欧洲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城镇化率超过65%。但是,目前中国城镇化率57.4%,实际城镇户籍人口41.2%,在城镇化程度不高时,中国就已出现较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某种程度上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近年,房地产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近四分之一,占服务业投资总额比重近一半;全国财政收入三成左右、地方财政收入50%以上来自房地产;全国信贷资金近三成及影子银行资金四分之三流向房地产。房地产业不仅成为支柱产业,而且在不少地方实质上已是主导产业,房地产已经到了大而不能倒的地步,资源错配十分严重。

  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实质上走了一条靠房地产驱动的发展路径。正如前几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告诫中国忽走美国老路,靠房地产驱动限制经济增长。2016年民间投资仅增长3.2%,比前年放缓4.9个百分点,刷新了自2005年开始统计民间投资以来的最低纪录。民间投资断崖式锐减,与融资成本过高、税费重、信心不足有关外,主要与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挤出效应密切相关。经营实体,辛辛苦苦打拼,只能微利甚至亏损;而买几套房子就能轻轻松松获得暴利,情何以堪,哪来动力去做实体,更不要说去创新了。房地产泡沫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点:

  抑制消费和内需。在全球老龄化加深、欧美等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呈现中长期趋势及国内产能严重过剩情况下,传统的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已难以持续,急需尽快转到内需为主、消费拉动、创新驱动发展轨道上。但是房地产泡沫、高房价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削弱了消费能力,挤压了消费空间,影响了消费扩张和升级。高房价带来的住房消费透支了老百姓的所有积蓄,让许多人沦为房奴,在沉重的房贷压力下,使多数人不敢消费、谨慎消费,对这部分家庭的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对已购房居民来说,过高的首付款和月供支出明显地挤出了他们的消费需求,纷纷削减了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准备购买商品房的居民因购房的准备以及储蓄的增加挤占了消费;对租房的居民而言高房价带来房租的增长,显然也挤占了消费空间, 尤其对刚就业大学生而言,更是一个沉重负担,房租支出占其工资收入从前几年的不到两成上升到目前的三成到四成,有些甚至高达工资收入一半以上。

  造成实体经济空洞化。房地产的暴利,使得房地产具有巨大的“虹吸效应”,造成房地产“一枝独秀”,特别是实体经济不景气,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对整个经济造成巨大侵害。同时高房价提高了生产经营的商务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降成本的种种努力,导致“中国制造”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不断被削弱。在劳动力短缺造成用工成本刚性上涨叠加高房价推升企业的商务成本双重夹击下,近年来,实体经济步履维艰。

  弱化创新动力。房地产的暴利,让企业和社会无心于研发和技术投入,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步伐,这将使中国丧失国际竞争力。过去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居世界之最,GDP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但在此期间除了华为等极少数企业外,并没有产生出世界级的技术品牌,这与房地产泡沫的兴盛与膨胀有着很大关系。

  阻碍城镇化进程。新型城镇化的着力点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在于农民工转变成市民、农民变市民。高房价阻碍了城镇化的提速,即使解决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面对高房价,城里人都要老少两代甚至三代合力才能凑齐首付,更何况积蓄甚少的农民,农民工不仅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农民工很难转变成市民,这将导致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存在难以实现的风险。

  制约生育。人口已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短板,人口结构失调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制约因素。然而高房价大大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不仅削弱了消费能力,而且,还严重制约了生育。

  孕育金融危机风险。银行资本既是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制造者,又是风险的最终承受者。此外,大量资金沉淀在房地产,造成了实体经济贫血,这也是近年来实体经济出现融资难、融资贵一个重要因素。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房价、地价将大幅度下降,银行的抵押物房产、土地价值将大幅缩水,银行将承担极大风险甚至面临破产。

  拉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高房价成了贫富差距的助推器,扩大和加剧了贫富差距、城乡差别,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房地产泡沫成了社会矛盾最集中和最易激化的导火线。

  (三)资源、环境难以为继约束经济增长。

  由于中国是世界工厂以及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这带来了过度消耗能源资源以及严重污染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到四倍, 目前,中国GDP占世界总产出份额为15.5%,消耗的煤炭、一次能源和淡水却分别占世界消耗总量的50.2%、22左右%和15%左右,原油进口依存度达65%。中国的能源资源需求已成为世界的能源资源需求的主要推手,如果还沿用粗放型增长方式,不着力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不仅中国的能源资源将快速枯竭,全球的能源资源也将难以为继。同时,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已经集中出现,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全球首位,占四分之一以上,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也名列全球首位,十几个省份都出现雾霾现象。此外,全国1.5亿亩耕地受污染、四成多耕地退化,地表水污染严重、近六成地下水水质差。中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已超出环境容量,包括食品安全、水资源污染和土地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极大地影响了老百姓身体健康,降低了百姓生活质量。

  (四)出口导向难以持续拖累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了全球化机遇,积极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显然出口导向在中国30多年经济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出口导向战略面临挑战。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体量较小下,这种策略是有效的。但是,目前中国已成为在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实体,继续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势必引发贸易摩擦加剧。另一方面,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发展格局产生新变化,欧美改变消费方式,全球需求结构呈现重大变化,外需进一步萎缩。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老龄化进一步加深,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较大压力。除美国经济呈现实质复苏外。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深陷低生育陷阱,老龄化较严重,造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需不振、养老负担重及财政供给压力大等,导致经济低迷,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此外,美元逐步走强将使“热钱”流出, 新兴经济体增速大幅放缓甚至负增长。尽管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但受困于老龄化加深、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近年不少国家民粹主义泛起、新保守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弥漫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愈演愈烈。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出口近年在经济增长贡献中已呈负值。

  未来面临经济台阶式下行和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

  无疑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崛起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在四分之一以上。然而,随着少子化日益严重,劳动力供求发生了逆转,未来劳动力供应量将急剧下降,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成为历史。传统依靠劳动力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到尽头,已难以为继,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由于少儿人口大幅下降,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总量,从而造成人口红利期缩短。中国人口红利已于2010年出现拐点,开始衰减,并将于2020年左右枯竭,目前处于末梢期。同其它国家人口平稳变动不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将快速进入人口负债。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减速。2020年之后,仅考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影响,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在过去三十几年的年均增长率基础上,降低2个左右百分点。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造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推进中,过早丧失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届时中国既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又无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呈现高端挤压、低端挤出的发展困局,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中国将遇到改革开放以后最严峻的社会经济发展危机,中国发展将面临经济大幅度滑坡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及难以实现现代化的三重风险。

  从发达经济体经济成长来看,长期高增长不可持续,经济增速都有一个从高速到中速再到低速或从高速到低速回落的过程。回落的方式有悬崖式急跌和台阶式下行两种。人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劳动力的减少,就意味着财富创造者减少,由于人口的剧变将导致中国潜在生产率大幅下降,中国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即不是u型、v型和w型,而是台阶式下行。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6~8%的中高速增长周期,“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速将继续维持中高速。由于20至29岁活跃育龄妇女急剧下降,出生人口将大幅下降,与此同时,老龄化加深,死亡人口将增加,届时2023至2025年间,死亡人口将超过出生人口,预计2023至2025年间中国总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至今,全球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维持中高速增长。如果人口结构依然健全,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所处阶段,比照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进程,无疑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将尚有10至15年中高速增长期。但是,由于过严控制生育政策长期实施,没有及时调整,造成了中国在低收入阶段就已出现高收入阶段才出现的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早见顶,人口结构严重扭曲,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导致中国中高速增长期周期缩短,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将痛失10至15年中高速增长期,进入中低速增长周期。“十四五”将下一个台阶,进入5%左右中速,2030年后又将再下一个台阶,进入3%左右低速。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较大了,中国经济增长应从速度赶超型转为质量效益型。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以下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普遍是在进入发达经济体后,由于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和观念改变,导致生育意愿降低才产生。当前中国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距离还甚远,然而人口就已进入少子化,并且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门槛,是一道坎。至今,全球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并不多。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50多年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产业无法有效升级、创新能力不足以及贫富差距大等。而房地产泡沫则大大放大了这些短板,叠加人口结构扭曲,这将使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大大降低。如果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及时作出重大战略性调整,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将出现跨越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从人口角度上看,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将面临着巨大挑战,面临着难以实现的重大风险。

  五大潜力助推转型发展

  然而,与此同时,也要清醒看到,中国经济韧性好、回旋余地大。以及当前中国还存在市场化程度低、服务业发展滞后、创新能力不足及城镇化水平低下的发展瓶颈。上述四大领域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而且在市场化、服务业化、城镇化方面也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些差距既是约束条件也是潜力所在。此外,人口既是最大短板,也是重大潜力所在。这几个方面也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引擎,将有效推动我国发展。

  一是市场化潜力。市场化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最有效途径。30多年来,中国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基本取向,市场经济成为改革的主体内容和方向。通过市场化的改革,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成为全球工业品生产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迈进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当前中国市场化进程尚在进程中,商品领域的市场化发展起来了,但要素领域和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还相对滞后,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价格存在着一定扭曲。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来看,农业基本市场化,工业除部分资源品未完全市场化外也已基本市场化。但服务业市场化程度却相当较低。除传统服务业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外,众多服务业领域市场化程度都比较低,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一些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兴产业,政企不分,公共服务与非公共服务不分,行业垄断等现象严重。

  二是服务业化潜力。服务业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制造业环节只占产品价值的不足20%,而研发、营销等服务环节则占据着产品价值80%以上份额。服务业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服务业实力在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中占据高端位置,拥有竞争优势,获取大部分利益。

  当前,全球经济已经演变成以服务为主的经济,但中国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201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0.5 %、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整个从业人员比重42.4%,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份额,也比同等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中国要成为国际大国和强国,必须在研发、文化等服务业领域上发力,成为服务业大国和强国,以改变目前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低端状态。否则只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继续充当打工仔角色,获取廉价利益,付出的是高昂的污染环境代价。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最大制约是体制机制障碍,根源在认识上的不足。

  党的十八大提出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经济就需要长期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从三大产业来看,农业与工业再保持高速增长将相当困难。而服务业众多领域却供不应求。国际经验表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服务消费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服务业将呈现加快发展态势。近年,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已在稳增长、调结构、保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发展中,服务业作为潜力最大的产业能否继续快速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三是创新潜力。当前人类发展已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了劳动力、资本而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作用,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将科技创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不断加强创新能力和加快重点领域技术突破,以期引领未来发展,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目前,中国劳动力优势开始丧失,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只有大力推动创新,才能提高效率,应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当前,中国拥有巨大创新潜力,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年以上,大专以上学历人口达到1.2亿人,每年有六百多万大学毕业生,教育经费投入已占GDP的4%,研发人员总量达300多万人、居世界首位,发明专利申请也居世界首位。

  四是城镇化潜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大潜力所在,城镇化可以引发消费需求,推进城镇化发展,变农民消费为市民消费;城镇化能够助推服务业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为服务业发展创造需求基础,服务业发展的规模和结构,取决于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规模;城镇化还可以刺激投资需求,有利于加快城镇的交通、供水、供电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给建筑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巨大需求,并带动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

  五是人口潜力。如果中国不能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未来面临着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风险。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和生育量,构建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口结构,势在必行。由于百姓生育意愿已十分低下,以及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20~29岁育龄妇女,到2025年只有6700万人、将比2015年减少40%。即使立即鼓励生育,人口峰值也难以超过14.5亿人,鼓励生育已无后顾之忧。

  人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由于较长时期来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人口政策调整大大滞后于人口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状况和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达甚至超过最发达国家水平,大大超越了中国生产力水平,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与人口众多并存的新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不发达阶段、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已出现在高收入阶段、在发达国家阶段才出现的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问题,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早见顶,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这将导致中国中高速增长周期缩短。因而,中国经济台阶式下行已不可逆转。当前,值得警惕的是2020年和2030年后由于劳动力供给急剧下降、老龄化进一步加深或造成经济失速的风险。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较优解是严防像一些国家那样经济高增长后出现悬崖式急跌,而是追求经济台阶下行幅度小一些、台阶周期维持长一些的务实战略目标。如果无视人口结构的差异,盲目比照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进程经验,必然会造成对经济发展形势误判,盲目乐观,甚至为维持超越经济增长潜力的经济增速,透支未来发展潜力,这必然给未来发展带来更大困难。

  尽管近年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但6.5%左右增速在全球发展中依然十分亮丽,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在30%左右。目前,中国已告别了高增长阶段,进入了中高速、中速增长周期,继续采取赶超战略,既无必要,资源环境也难以承载。当前,在全球发展中,6%左右的增速已经是相当高的增速了,全社会要积极调整预期,提高对经济下行底限的容忍度。改革是有成本的,为了长期的繁荣发展,要勇于承受短期经济下滑代价。只要短期经济增速不滑出6%的下限,就无需担忧,要保持战略定力,积极抓紧推进各项改革,以改革求发展。

  抓紧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生育

  过去20多年,日本经济出现了长期低迷,GDP总值现在数据与20年前一样,GDP占世界比重由1994年的峰值17.7%降到2014年的6.3%,出现了失落的20年。根本原因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少子老龄化严重,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创新能力减弱及财政供给压力大。而美国之所以能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健全。当前中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如果不立即实现基本国策转变,由控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修复扭曲人口结构,将步日本后尘,由于中国是在不发达阶段就出现严重老龄化问题,将来面临的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

  人口和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石。旧常态发展动力是人口红利,实现经济新常态的根本动力是创新。青壮年是创新的主体,青壮年人口减少无疑将削弱经济新常态发展动力。摆脱当前及今后发展困境必须标本兼治,必须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完善人口战略政策并举,加快推动转型升级与加快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缺一不可。

  (一)抓紧全方位推进深化改革。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当前中国发展存在着潜在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即将爆发的人口危机相交织,将严重制约中国发展,并将导致未来面临经济大幅度滑坡等的三重风险。有效化解这些危机和风险,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依靠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规避未来面临经济大幅度滑坡等的三重风险,也迫切需要大力推进全面改革开放。面对即将来临的巨大风险挑战,全社会要增强忧患意识、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稳中求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攻坚克难,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推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重,有效释放创新、市场化、服务业化和城镇化的潜力,激发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走向中高端,实现有质量效益的可持续发展。要加快实现转型发展,加快实现由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需为主、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服务大国转变。要以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应对要素投入增长的放缓,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二)大刀阔斧推进市场化进程。市场化与中国发展进步息息相关,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是切实加强产权保护。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有恒产者有恒心,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增强社会信心和形成良好预期,特别是要给民营经济吃下定心丸,增强各类经济主体创业创新动力。二是坚决破除垄断。三是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步伐。四是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获得和使用金融资源,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特别是要加快完善股市各项制度建设,发挥股市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破除城乡分割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五是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实质性突破。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创新主体。六是进一步简政放权,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健全符合转型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

  (三)把“新五化”升级为“新六化”。当前全球经济正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演变,中国发展也由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把服务业化纳入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恰逢其时,要把“新五化”升级为“新六化”即服务业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大力推进服务业化,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促转型,有利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有利于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提升创新水平,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主战场,是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和主要抓手,是转方式、调结构和促进产业升级的主要途径,也是面向21世纪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当前要加快破除服务业的行业垄断和行业壁垒,加大服务业对外和对内开放力度,扫清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尤其要引导从房地产行业退出的资本投向研发、信息、文化、医疗等其他服务业,解决长期来其他服务业发展资金不足困境,焕发服务业发展生机活力。

  (四)大力构建依靠创新谋发展的体制机制。要走创新立国之路,占领竞争制高点。把人力资本投资摆上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尽快把义务教育扩展到职业技术教育、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要加大创新投入,大力完善产知识权保护制度,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要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实现从引资向引智转变,大力引进海外研发、管理等高端人才。特别是要积极抓住当前国际新格局的战略机遇,大力引进世界顶尖人才为我所用。通过构建依靠创新谋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焕发创新活力,打造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技术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切实向内涵增长、创新驱动转变,获取新的发展动力。

  (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当前中国发展中诸多问题如投资消费失衡、收入分配失调、产能过剩严重、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过大等都与现存的财税体制不合理密切相关。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构建与转型发展相适应的现代财税体制。有效理顺中央地方关系,尤其要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和税源结构,实现事权与财力相匹配。要结构性减税,实现公平税负,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实质性降低工薪阶层税负。

  (六)货币政策应回归中性。货币宽松是产生房地产泡沫等资产泡沫的重要推手。广义货币量M2由2000年末的 13.84 万亿元增加到2015年底140.65万亿元 ,增长了9.2倍,M2/GDP由2000年的1.39提高到2015年的2.08,高得离谱,是欧美国家的两倍多,货币超发十分严重。当前经济下行是结构性,不是周期性,光靠传统的刺激政策是保不了中长期增长的,而且会带来更严重的结构问题。根本出路要抓紧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力,提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七)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等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已危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中国梦。创新是强国之魂,实体是国民经济的定海神针、是强国之根,不能有效抑制房地产等资产泡沫,则创新驱动将成空话,实体经济将凋零。要强化房地产的民生属性、社会属性,综合治理,使住房回归居住品属性、消费品属性,使房地产由暴利回归到正常。及时启动问责程序,对抑制房地产泡沫不力地区、部门进行问责,对决策错误个人进行追责。要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税收制度设计不合理使房产沦为投资、投机工具,导致了房地产投资、投机盛行,是产生房地产需求膨胀的重要原因。要特事特办,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及时推进改革。降低交易环节税费,减轻普通老百姓购房成本,大幅度提高保有成本,降低投资、投机收益预期,抑制囤房炒房,保证社会公平。教育也应与房地产脱钩。要充分运用市场手段,大力推进不动产实名登记,并及时开展全国联网工作。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解决了低收入阶层的基本住房需求。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大对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住房土地供应,花大力气兴建公租房,补上保障性住房短板,最大程度地保障居民的住房需求。

  (八)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步伐。收入分配不仅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也事关消费和有效扩大内需。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大力保护劳动所得,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切实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增强扩大内需动力。

  (九)切实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的内在稳定器,在迈进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面对老龄化提速、未富先老,财政着力点要从推动经济增长,做大经济总量,切实向保障改善民生转变。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保障和社会养老的财政投入力度。当前,要及时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资金账户。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快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大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十)鼓励生育应成为新基本国策。全面鼓励生育是最大的供给侧改革,也是重大的需求侧改革。目前,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由于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相叠加,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未来将呈现老年人多、青少年少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优势正逐渐丧失,并将成为今后发展的最大战略软肋。未来中国人口将大而不强,难以担当支撑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为确保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到18%,这是一条人口安全红线,这至少需要新增2500多万人少儿。此次放开二孩目标人群约9000万对,其中40岁以上占了50%。目前中国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为12.5%-15%,补偿性生育量难以超过1600万人。因此,仅放开二孩还不够,还无法构建相对健全人口结构。

  目前,全面二孩也遇冷,去年出生人口仅1786万人,虽然是自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但也只比2015年增加131万人,大大低于此前判断。二孩而之所以“遇冷”,是因为中国人口已进入新阶段,少生、优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主流价值观。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日益增长,也让许多家庭无力生育培养更多的孩子,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经济生活,也无暇和有较大意愿生育更多孩子。高房价、娶妻难等也使得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头胎生男孩的家庭都缺乏生育二孩动力。

  特别是由于多年来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16.5%左右,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203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缺口在6000万人以上,届时中国发展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像日本那样拒绝引进外来劳动力,经济将失去活力,陷入长期低迷;如果大规模引进非洲和穆斯林等地区劳动力,则又将造成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冲突,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社会或将陷入动荡。

  多年来,“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始终是完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紧箍咒。即使到人口进入负增长甚至到2050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三份之一以上,也还存在这种状况。但是,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状况和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达甚至超过最发达国家水平,大大超越了中国生产力水平,基本国情也出现新变化,呈现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与人口众多并存的新特征。

  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新形势下,我们不能僵化教条地看待三个“不会根本改变”。当前,少子化、老龄化日趋严重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人口数量转向人口结构,人口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扭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已大大超越人口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也超越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基本国情出现新变化、呈现新特征,基本国策也要随之跟着调整。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与全球老龄化加深密切相关。缓解老龄化的根本途径是鼓励生育,提高少儿人口比重。当前,全球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鼓励生育,目前中国是全球唯一的进入老龄化还继续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而且是最严格的。继续控制生育必然导致南辕北辙,使人口矛盾积重难返,已与中国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既不符合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损害了百姓切身利益,对家庭和社会也都是一种风险。因而,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及工作思路应立即由数量控制转向改善优化结构,进一步全面完善人口政策,基本国策要实现华丽转身,要由控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废除社会抚养费,国家要舍得投入,拿出真金白银,在税收、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深挖生育潜力,能生尽生,让老百姓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立即鼓励生育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既是对子孙后代负责,也是对全球发展负责,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情怀与担当。要旗帜鲜明地鼓励生育,要在全社会大力开展少子老龄化和低生育国情教育,营造鼓励生育尤其生育二孩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鼓励生育宜早不宜迟,2017年就要由全面二孩走向鼓励生育,打造以二孩为核心的新生育体系,提高生育率和生育量,构建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相对健全人口结构,有效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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