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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明:评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理解中国模式的内在逻辑
    资料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2017-06-02

 

  [导读]产业政策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理解中国模式内在逻辑的角度。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足点、要为人类作出应有贡献的志向、党的领导的政治制度、计划与规划体制,以及协作攻关的机制,构成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这些本质属性并没有改变,而只是多了其实现形式的丰富性。

  产业政策问题,因去年林毅夫、张维迎的辩论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产业政策从来不是纯学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决定产业政策的因素远超出经济范畴,包括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可以说是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对中国来说,产业政策也是讨论中国发展模式很好的切入点。本文将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解析中国模式。

  新中国在近70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两个阶段、两种不同的体制中,产业政策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中国实行产业政策的动机、决策与西方经济理论并没有太大关系。改革开放赋予中国经济两个最鲜明的特征:发展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开启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并没有放弃产业政策,只是对产业政策的具体实践有过不同的理解。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在中国模式中,为什么要实行产业政策?怎样实行产业政策?在中国模式中实行产业政策具有哪些特征?决定中国的产业政策的,又有那些主要因素?这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制定产业政策的基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立党、立国原则。独立自主,就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自己的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独立地进行革命与建设;自力更生,就是把中国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建国之初,虽然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在世界两大阵营中毫无保留地站到苏联一边,也得到苏联强有力的援助,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示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即使有苏联的大力援助,中国依旧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把建立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正是坚持独立自主,即便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中断对中国援助的情况下,中国通过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仍然继续着初步建立起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步伐。

  以机械装备工业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先后在开发出的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机械装备如万吨水压机等。这些成套设备作为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产业政策的成果,也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国防建设提供有力的保证。也正是建立这样的国民经济基础,中国在自力更生条件下研发出两弹一星,迈出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步,也为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国防、技术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独立自主依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但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包括各级领导都迷信“外国技术先进”,形成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的思路,即通过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来实现国产化,再实现自主开发的指导思想和对外开放政策。同时,对于中国的自主开发不信任。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先后叫停许多自主开发重大项目,包括大飞机、轿车、核电站为代表的支柱型产业,转向希望通过引进外资来实现技术现代化,走上“用市场换技术”来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这种思路对开展自主开发的产业造成极大破坏,被放弃的不仅是具体的产品开发,更是开发这些产品的技术能力基础,甚至是散掉技术团队,背弃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所形成的,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核心的精神。

  事实证明,技术是换不来的。通过引进外资不仅换不回关键技术,就是一般技术的关键环节外资也不会轻易转让。中国在很长时间里一方面快速地工业化,另一方面制造业领域依旧停滞在加工制造这个环节——用廉价劳动力和环境破坏换取极低的附加值。到2005年,中国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全球500强企业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在5%?10%之间,而中国500强企业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重仅为1.6%;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但核心技术受控于人;中国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三大国,但出口产品中自主品牌或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只占10%左右,出口产品利润率低;中国是制造业第四大国,但重要的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中国是资源消耗大国,但每万美元GDP的综合能耗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8倍。从产值、产业结构、就业人口来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化的速度非常快,但工业技术的进步却十分缓慢。外国学者把这个阶段中国的工业化称之为“没有技术进步的工业化” (technology less industrialization)。这不仅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更威胁到中国的政治安全。至今,中国每年要进口2100亿美元的芯片。中国在机器人减速器、高档数控机床、高性能传感器方面都还没有核心技术,只能依赖进口,充分显现出靠依赖引进、满足于比较利益,而不追求独立自主发展路线的风险。

  这种趋势在2006年得到扭转。2006年1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规划发展纲要2006-2020》,同期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以及胡锦涛《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把自主创新作为发展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立足之本。从此自主创新成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鲜明特征。

  决定中国产业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民族自立,以及为人类作出贡献的宏大志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为人类作出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自我设定的目标。这个目标来自于中华文明传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要实现这个使命,中国就不能跟在先进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也不能只满足于按照比较利益来决定自己的产业政策,而必须要瞄准世界的先进水平。

  如果说,在1958年中国还只是把实现工业的主要指标赶上英国作为目标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习近平在谈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明确提出: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

  应为人类作出贡献的使命,决定了实行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一个在经济发展中作为国家意志发挥作用的因素,也是中国必须实行产业政策的重要原因。由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国家意志,成为影响经济决策的最关键因素。当我们试图解析中国模式时,就会发现,这就是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一把钥匙。

  ▍党的领导与协作攻关机制

  一个国家之所以采取产业政策,取决于这个国家对产业政策重要性的认识。一个国家怎样施行产业政策,则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经济体制。

  第一,中国的基本制度决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根本保证。正因为有这样的基本制度,中国制定产业政策决策时可以站得高,看得远,而且在实施产业政策时,能够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使所办的大事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第二,中国模式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实行发展的计划(规划)体制。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国家综合性、以五年为单位的发展计划,就成为中国体制的鲜明的特色。改革开放以后,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但以国家的计划(规划)指导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体制始终存在。除了五年规划之外,国家还通过制定专项计划(规划)来指导产业政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出台的与产业政策相关的计划与规划就有高新技术研究发展的“863计划”、以高科技来促进农业发展的“星火计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等。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为目标的纲领性规划,这是在新形势下,中国政府立足于国际产业变革大势,做出的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根本目标在于改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为将中国建成具有全球引领和影响力的制造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五年计划(规划)与这些中长期规划都是国家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是政府为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而制定的预期框架和行动纲领,成为国家制定包括产业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引导市场资源配置的依据,是一个完整的“目标-手段”系统。这种实施产业政策的方式,构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特色和优势。中国的基本制度、体制为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这是一种发展中的制度性优势。

  第三,协同攻关的机制。在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既有的基本制度、体制的条件下,协同攻关成为一种必然发展出来的机制。中国许多重大项目的开发成功都离不开协同攻关。回顾建国以来的发展就可以看出,协同攻关并不依赖计划经济体制,也不依赖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是依赖于党统揽全局,协调四方的政治制度,和政府能够有效进行统筹协调的体制。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在部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强调,“要抓紧出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和部署,抓紧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再选择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协同攻关,是围绕着国家制定的战略目标、重大项目、关键技术,把相关的研究、设计、制造、零部件供应等整个产业链都整合起来,集中攻关目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交叉性技术团队,解决某个共同性难题。这已成为我们国家发展中的一种重要机制。它既有国家部委、国家专项任务组的项目,也有产学研单位自己联合的项目,大到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项目,小到企业对关键技术的突破。形式多样,是攻克科技或产业难题,取得重大突破的有效机制,也是中国实现产业政策的重要保证。中国的高铁建设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铁建设经历从自主创新到重于引进,再到转向自主创新、联合攻关的历程。“九五”(1996?2000年)期间,国家正式批准研制高速铁路。至2000年初,正式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立项,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270公里/小时高速列车正式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项目,并将列车命名为“中华之星”。2001年8月18日“中华之星”进入试制阶段。“中华之星”电动车组研制是由国家计委立项,由铁道部组织中国北车集团和中国南车集团的机车车辆制造工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包括株洲电力机车厂、大同机车厂和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等主机厂联合攻关共同研制。2002年11月27日,“中华之星”电动车组冲刺试验创造321.5公里/小时的“中国铁路第一速”。

  在2006年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之后,中央决策由科技部介入高铁发展,和铁道部共同制定《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这使中国高铁重新走上自主创新和协同攻关的道路。2009年,列入“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中国高速列车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制重大项目立项启动,核心任务是为京沪高速铁路研制开发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列车。两部联合行动计划组成包括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内的近30家国内科研院所与高校、近50家骨干企业组成产学研用自主创新联合体,60多名院士、500多名教授参与其中,形成强大的科技创新团队。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核心成果基本形成,研制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380公里新一代高速动车组,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2012年5月29日,依托科技部和铁道部联合签署的高速列车行动计划,南车作为主要发起人联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科院力学所等16家单位,成立中国首个高速列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共签订合作课题125项,致力于促进协同创新,提升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化综合能力。在纵向上,中国南车通过四方股份公司这样的行业主机企业,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技术引导、研发协作、联合攻关和标准制定,与各个供应商形成了技术协同创新产业联盟,使整个产业链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得到提升。

  ▍中国模式中的文化因素

  在讨论中国模式与产业政策的关系时,还应该关注的是文化因素。路风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称之为“中国工业精神”,并敏锐地指出:“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于在极度落后并遭到封锁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技术的努力与奋斗,当这种实践被概括为精神符号和行为象征之后,它就被保持在民族的记忆中,变成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因此而获得了更持久的生命。”“中国工业精神能够被顽强地继承下来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从而也塑造了中国人世界观的框架。自此中国人坚信自己的国家不会再被任何强权所主导”。

  确实存在着一种文化的力量支撑着中国模式和产业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敢于攀登世界先进水平的精神,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容。将它称之为“工业精神”并不准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产生和凝练出来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于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也来自于反对一切以共产国际的指示马首是瞻,反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实践,其内涵包括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与侵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要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内外一切事务,以及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自信。这种精神以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优秀文化为基础,包含着民族自信,更蕴含道路自信,贯彻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是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彻底解放的标志。自力更生,是独立自主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待外部支援的态度,20世纪40年代陕北的大生产运动使这种精神得到发扬光大。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西方对中国封锁、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的挫折之后,更进一步激发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不仅在工业、经济发展中是这样,在政治、外交、国防建设中也是这样。这是领袖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与六亿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凝结成的文化。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地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指导思想,尽管在改革开放中也曾出现过动摇但最终不可避免地回归到这一指导思想中。

  ▍结束语

  产业政策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理解中国模式内在逻辑的角度。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足点、要为人类作出应有贡献的志向、党的领导的政治制度、计划与规划体制,以及协作攻关的机制,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这些本质属性并没有改变,而只是多了其实现形式的丰富性。

  中国模式本身是一个在实践中的活生生的动态过程,前进中充满着矛盾和争论,成功的经验一定与曲折和教训相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总是在与崇洋媚外的思想斗争中显示生命力的;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制度也总是与崇尚西方的多党制、选举制的斗争中巩固下来;实行计划、规划的体制总是在与崇尚市场的自由主义的对立中成熟起来;协作攻关的机制也是在与市场经济中的画地为牢、单打独斗的冲突中延续下去。中国模式形成、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创造过辉煌,也走过弯路,付出了教训。但从根本上来说前进步伐始终没有被阻挡,并与世界上的其他模式相比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毫无疑问的是,虽然不同立场、不同认知的冲突仍将延续,但中国模式一定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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