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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余永定:是藏汇于民,还是国民财富流失?
    资料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2017-05-24

  外汇储备在两年间下降将近1万亿美元是否是“藏汇于民”?“保外汇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伪命题吗?中国外汇储备是否过多?如果过多,应该如何合理使用外汇储备?

  2014年6月至2017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由39932亿美元下降至29982亿美元,缩水了25%。一些官员学者认为外汇储备快速缩水是“藏汇于民”的结果,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与他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团队提出,尽管不排除“藏汇于民”的成分,外储缩水在很大程度上是套利、套汇交易获利平仓,沽空平盘和资本外逃的结果。

  当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大规模动用外汇储备之际,“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干预外汇市场的过程中将外汇储备用掉是好事”一时成为主流观点。

  外汇储备在两年间下降将近1万亿美元是否是“藏汇于民”?“保外汇储备还是保汇率”是伪命题吗?中国外汇储备是否过多?如果过多,应该如何合理使用外汇储备?针对业界关注的这一系列问题,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财经》记者专访了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尽管目前人民币贬值压力明显消退,在所谓“藏汇于民”问题取得更多共识,深入探讨对未来汇率政策的抉择依然有重要意义。”两会”后,余永定又对采访稿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藏汇于民”辨析

  《财经》:最近一些流行观点认为,外汇储备下降主要是“藏汇于民”的结果。是外汇资产由央行集中持有向民间部门分散持有的转变过程。你怎么看?

  余永定:到2014年6月,中国累积了接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今年1月外汇储备降至2.99万亿美元,跌破3万亿外汇储备整数关口。在两年多时间,外汇储备总量减少近1万亿美元,降幅达到25%。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用掉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在世界经济历史上绝无仅有。1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IMF可动用的全部资源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增加了三倍,但也才达到6600亿美元。欧元区为处理欧洲主权债危机所能动用的资金总共为7000亿欧元。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所有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所消耗的资金总额也就是3500亿美元。

  对于中国外汇储备损耗的许多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我的同事张明博士已经在《财经》著文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这里我仅想围绕目前的最流行说法——“外汇储备减少是‘藏汇于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事实上,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团队是”藏汇于民“的最早提倡者之一。但那是在人民币处于升值通道时的主张。在人民币处于贬值通道的时候,情况是不同的。

  “藏汇于民”一词隐含的意思:中国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的减少=中国非官方海外资产的增加;换言之, 中国海外净资产的总量并没有变化,但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却得到了改善。事实是否如此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找到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与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密不可分。因而,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应该成为分析的起点。

  《财经》:那么,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是如何形成的?

  余永定: 首先,在建立“创汇经济”思想指导下,中国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年年都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也就是说,当人均收入仅有数百美元的时候,中国就成了资本净输出国。作为经常项目顺差国,特别是在参与国际化的初期,中国的资本输出是通过央行增持美国国债实现的。这样,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中国就开始了以持有官方外汇储备为主要方式的海外资产积累过程。

  其次,由于极为优惠的引资政策,中国在维持经常项目顺差,因而拥有足够外汇的情况下,还吸引了大量FDI。拥有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有投资意愿的企业可以通过国内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从出口商处购买进口外国资本品和技术所需的外汇。例如,出口商出口换汇100亿美元。投资企业可以用800亿元人民币从出口商处购买100亿美元以满足进口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企业本来是不需要引进外资的。

  然而,由于信贷控制等原因以及引进FDI所能享受的种种优惠,投资企业可能无法或不愿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的媒介作用从出口商处购买所需100亿美元的外汇,于是便通过引进FDI以获取进口投资品和技术所需的100亿美元(也应该承认有些投资品和技术是无法买到的,因而必须通过FDI引入);而出口商只好把挣来的100亿美元外汇通过商业银行卖给中央银行。这样,中国经常项目处于平衡状态,但资本项目却出现100亿美元顺差。与此相对应,中国的海外资产(美国国债)和负债(FDI)分别增加100亿美元。在这个例子中,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引入FDI的结果。

  《财经》: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同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特点有什么关系?

  余永定: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同中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关系是存量同流量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结果,但又会影响前者。

  从总体看,直到前不久,中国国际收支的基本特点是“双顺差” 。“双顺差”的存在是汇率缺乏弹性条件下,各种政策扭曲和市场扭曲的结果。例如,一方面出口商出口创汇100亿美元 ;另一方面,“投资企业”还要引进100亿美元的FDI(或其他形式的外资)。不仅如此,在引进100亿美元之后,“投资企业”并不将外汇用于进口资本品和技术,而是通过商业银行将其卖给中央银行以换取人民币800亿元用于国内人民币资产投资。这样,中国就同时出现了1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和100美元的资本项目顺差。与此相对应,中国海外资产(外汇储备)增加了200亿美元,海外负债(FDI)增加了100亿美元,海外净资产增加100亿美元。在200亿美元新增外汇储备中,有100亿美元是“借来”的,所以有100亿美元新增海外负债相对应。从1991年算起(扣除1993年),中国维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已经15年。到2014年中,中国积累了近5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和近3万亿美元的海外债务。换言之,中国拥有近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

  长期以来,外汇储备在中国海外资产中的比重大致为三分之二,而直接投资(ODI)的比重则极低,2005年为5%,到2014年也仅仅为13.7%。与此相对照,2005年FDI在中国海外负债中的比重为58%,此后这一比重也未发生很大变化。由于中国的海外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海外负债主要是FDI,海外资产同海外负债的收益率差异悬殊,中国投资收入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例如,在2008年前后美国国债收益率仅为2%-3%,而与此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达到22%。这样,尽管拥有巨额净资产,中国在理论上实际是个债务国。

  《财经》:你认为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存在一系列不合理性,这些不合理性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又有什么关系呢?

  余永定: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不合理性是同中国的金融体制、发展战略、外贸政策、引资政策等等因素密切相关的,但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恐惧症”也起到重要作用。自2003年以来就出现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消除这种压力有两条基本路径:让人民币升值,或通过某种政策组合增加消费和投资(本来已经很高了)来吸收储蓄。人民币的迅速升值(或完全放弃对汇率的干预),意味着人民币资产价格的上升。尽管不排除出现超调,随着人民币资产美元价格的上升,市场预期(继续升值还是不再升值)将发生分化,热钱将停止流入。

  与此同时,经常项目顺差也会减少。这样,外汇储备将会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上,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也将得到改善。然而,尽管央行很早就希望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但由于许多政府部门的强烈反对,央行先是不得不推迟人民币同美元脱钩、2005年后则是不得不持续干预外汇市场以减缓人民币的升值速度。与此同时,政府也未能找到有效办法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消费率,消除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缺口。

  在人民币处于缓慢升值的过程中,大量旨在套利、套汇的热钱穿透资本管制的屏障源源流入中国。缓慢升值的政策意味着非居民套利、套汇者可以用美元低价买入人民币资产,在获得利差的同时坐等人民币升值。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套利、套汇资金通过资本项目流入(经常项目中也流入不少同贸易顺差无关的资金)导致中国海外负债(主要是短期负债)增加;另一方面是央行被动地把这些套利、套汇资产回流到美国国债市场,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 有外管局研究人员估计外汇储备中的热钱(借来的外汇储备)高达上万亿美元。我不掌握数据,难于判断。但我也倾向于认为自2003年以来,热钱流入的数量是相当大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主要代表短期资本流动的“证券投资”项目和“其他投资“项目(货币和存款、贷款和贸易信贷等)之和在中国海外负债中的比重同FDI相差无几。这种情况应该与大量热钱流入有关。

  《财经》:当人民币升值过程突然发生逆转,在干预外汇市场抑制人民币贬值的过程中,外汇储备的减少是否意味着“藏汇于民”?

  余永定:当人民币升值过程突然发生逆转,在干预外汇市场抑制人民币贬值的过程中,外汇储备的减少是否意味着“藏汇于民”似乎可以有三个衡量尺度:第一,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是否减少了;第二,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是否恶化了(将导致未来投资收入的减少);第三,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是否恶化了。

  我们已经谈到,外汇储备中有相当部分同热钱有关。热钱是以美元形式流入中国的,流入后必须转化为国内某种形式的人民币资产。热钱终归是要流出的,只有流出后,热钱的利润才能实现。同FDI之类的真实投资不同,热钱流出所带走的利润,必然是中国的损失。这里是零和博弈,不存在共赢问题。假设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8.1∶1时,套汇、套利者用100亿美元从中国外汇市场上购买了810亿元人民币。此时,中国海外资产(外汇储备)和负债(资本项目下某个子项目的流入)同时增加了100亿美元(设负债也用美元计价)。到2014年人民币升值到6∶1左右时,套汇、套利者卖掉810亿元人民币资产,通过商业银行从央行可购汇135亿美元,汇出中国。套汇、套利者平仓后,中国的海外负债减少100亿美元,但海外资产却减少135亿美元,净资产减少35亿美元。这35亿美元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藏汇于民”吧?

  可以想象,以前流入中国的热钱越多,在干预外汇市场的过程中“饱食远飏”的热钱就越多,中国净资产的损失就越大。这里我们尚未考虑中国资产价格的上升。如果把成倍的资产价格上升考虑在内,热钱流出后,中国净资产的损失就更是难以想象了。

  1.3万亿美元“不翼而飞”意味着什么

  《财经》:为什么你主张不干预外汇市场?如果不干预,做空者不就会获利了吗?

  余永定: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人民币能够有较大幅度贬值,套汇、套利者的换汇成本就会提高,这样就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净资产的损失。

  如果不干预,做空者不就会获利了吗?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央行是做空者的交易对手,人民币贬值,央行就会遭受损失。问题是,如果从一开始央行就不干预,受损失者就不是央行而是市场上的多头。但央行一旦卷入,特别是如果央行接盘的规模很大,情况就不太好办了。一种选择是坚持到底,另一种是尽快收手,减损。到底应该如何?由于不了解操作细节,外人就难以判断了。顺便指出,人民币国际化产生的CNH市场(人民币离岸市场),严重增大了打击做空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收缩CNH市场上人民币的流动性是顺理成章的事。

  外汇储备减少是否改善了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的结构呢?以被动干预外汇市场的方式,在减少外汇储备的同时增加非储备资产和减少海外负债很难改善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没有任何人为我们提供过令人信服的证明,2014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的锐减导致了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改善。很难设想,为了满足居民增持美元存款、非居民减持人民币资产、企业提前偿还外债、资本外逃而产生的换汇要求,央行被动出售外汇储备所导致的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可以提高中国海外净资产的收益率,从而增加中国的国民福利。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投资收入并未因外汇储备的减少而得到改善。

  最后,外汇储备锐减对国民财富分配的影响显然是负面的。居民换汇的急剧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值动机。这种动机本身无可非议。但必须看到,央行提供外汇满足了这种动机意味着央行承担了汇率风险。换言之,风险被转嫁到没有能力增持美元资产的中、低收入阶层头上了。那些提前偿还外债的企业也存在类似问题。许多企业当初在海外融资实际上是为了从事“套息交易”(套汇、套利交易),现在赶快平仓实际上是把风险转嫁到央行——从而转嫁到公众头上。

  总之,目前的外汇储备下降不是我们主动改善资源配置的结果,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套息交易”平仓、做空获利平盘和资本外逃的结果。我们的汇率维稳政策客观上帮助热钱实现了“胜利大逃亡”。我认为,央行对于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的性质是有充分认识的。正因为如此,自2016年以来央行大大强化了资本管制。尽管资本管制本身存在很大局限性,但对遏制外汇储备的进一步下降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可能有人会说,热钱该跑的已经跑了。事实也可能确实如此,但我们至少不应该把一件本来令人扼腕的事,说成是一件好事。

  《财经》:最近你们研究团队的肖立晟撰文提出1.3万亿美元的中国海外净资产去向不明,对此你怎么看?

  余永定: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净国际投资头寸表,对于给定的观察期,可以得到一个简单恒等式:累积的经常项目顺差=海外净资产增加。美国著名学者豪斯曼在讨论美国输出“暗物质”时就使用过类似的概念。肖立晟提出:“自2011年一季度至2016年三季度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累积额为1.28万亿美元。”“在不考虑误差与遗漏的情况下,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海外净资产(民间海外资产+外汇储备)增加量应同这段时间经常项目累积额大体相等。然而,事实却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海外净资产不但没有增加,反倒减少了124亿美元。换言之,中国在这段时间的资本净输出,并未形成中国的新增海外净资产。在五年多的时间里1.3万亿美元不翼而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其实,更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管涛。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至今未得到学界的重视。我实在不明白什么问题才算是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除其本身的重要性外,也同所谓“藏汇于民”是密切相关的。你不是说“藏汇于民”了吗?证据在哪里?有统计数字的支持吗?我们知道外汇储备减少了近万亿美元,非储备资产增加了多少?海外负债减少了多少?有谁给我们提供了可以核查的统计数字?如果是“藏汇于民”了,2014年以来减少的近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应该转化为大致相等的非储备资产增加量加上海外债务的减少(顺便说一下,“藏汇于民”论者很少提及后者),这个时期中国的新增海外净资产就应该大致等于同期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然而事实是,自2014年下半年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以来,民间(私人部门)海外资产虽然有明显增加,但其增加量远不足以补偿外汇储备的急剧下降导致的海外资产的减少。与此同时,中国海外负债下降幅度也并不明显。这就说明,关于“藏汇于民”的说法得不到统计的支持。相反,统计数字却与我们关于外汇储备的锐减同中国净资产在热钱“一进一出”中遭到巨大损失的假设相一致。

  《财经》:1.3万亿美元净资产下落不明是否是估值效应、统计误差等原因造成的?

  余永定:前述1.3万亿美元的缺口是通过对比国际收支平衡表(BP)和净国际投资头寸表(NIIP)分析得出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净国际投资头寸表统计非常复杂,两个表的结果的一致性很难得到保证。导致两表结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经常项目顺差的统计不准确。但尽管有误差,经常项目差额的统计误差不应该过于巨大。我们完全可以用贸易对象国的有关统计,核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统计的真实性。其次,估值效应。美元指数变动会影响用美元计量的中国海外资产价值,但美元指数在这几年有升有降、虽然总体上看是升值,对中国海外资产估值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会增加中国负债(主要是FDI),但人民币从2014年已经开始贬值。再次,中国海外负债统计口径变化。在2015年一季度,外管局宣布采用新的国际标准BPM6公布数据,并且对过去的存量数据做一次性调整。这些调整涉及的数量非常庞大,且后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调整,究竟这些调整有哪些理论依据或者数据基础,我们不得而知。另外,外管局是按照市价重估法统计FDI的。企业经营情况的改变将会影响FDI(中国最重要海外负债)的统计。但是,FDI是因估值变化增加还是减少了?如果FDI企业经营普遍恶化,中国的海外负债应该是减少而不是增加,经常项目累积和海外净资产的缺口岂不是应该是减少而不是上升吗?总之,我以为,经常顺差累积同海外净资产增量之间的缺口太大, 技术原因恐怕只能解释这个缺口的一小部分。

  出现1.3万亿美元缺口的最可能原因是:中国的净资产遭到了严重损失。首先是资本外逃。在我们考察期中,累积误差与遗漏为6200亿美元。正如肖立晟所指出的,“一般而言,错误和遗漏项与进出口贸易规模相关,大致稳定在正负3%左右,且均值为零。然而,自2014年三季度以来,错误和遗漏账户占进出口总规模比率均值为-5%,最高曾经达到-10%,而且呈现单边流出态势。显然,该项目主要反映的不再是统计误差,而是资本外逃的规模。本轮资本外流中,错误和遗漏账户下资本的净流出已经占到累积净流出规模的33%,占同期外汇储备消耗量67%”。资本外逃有两个特点:首先,既然是外逃,所谓 “藏汇于民”的这部分外汇不会转化为中国非储备资产、而是干脆遁于无形了。外逃资本的所有者可能还持有中国国籍(民),但他们的这部分资产同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为与热钱相区别,我们假设资本外逃卷走的外汇储备是 “挣来的”而不是“借来的”,因而并不存在相应的负债。热钱先由境外美元转化为人民币资产,在完成套汇、套利后,又转化成美元流回出发地。与热钱不同,资本外逃是中国居民的人民币资产直接转化为美元流到境外。因而在导致中国海外资产(外汇储备)减少的同时不会导致中国海外负债的减少。资本外逃导致的外汇储备的减少应该看作是百分之百的中国海外资产的净损失。

  从数据看,相当规模的资本外逃在本轮汇率贬值之前就已发生。资本外逃应该是形成本轮人民币贬值压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把资本外逃归诸于贬值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倒为因果了。

  其次,在过去长期的升值过程中,大量套汇、套利热钱流入中国。国外投行把这个时期的“套息交易”称之为“套息交易的世纪盛宴”(“Carry Trade of the Century”)。前面我们已经在概念上说明了热钱在人民币升值阶段流入,在升值触顶之时流出(“套息交易”平仓)如何导致中国海外净资产的损失。同资本外逃不同,“套息交易”是合法的,这种交易对中国海外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应该是可以追踪的。“套息交易”平仓对中国净资产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但具体数字到底是多少已经超出我的研究能力。

  我猜想,把资本外逃、“套息交易”平仓和前面提及的技术性因素加在一起,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累积和中国海外净资产之间的巨大缺口大概是基本能够解释的。

  《财经》:央行在用掉外汇储备的时候回收了人民币,两者不是等价交换吗?热钱流入现在又流出,不是很正常吗?

  余永定:除非我们要讨论人民币和美元的购买力平价,似乎很难也没有必要判断央行出售美元、购买人民币是不是等价交换。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动用外汇储备以维持汇率稳定会对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有何影响?例如,出口商挣了100亿美元外汇,此时,中国就已经增加了1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出口商把100亿美元外汇卖给中央银行,中国的海外资产最终变为100亿美元美国国债。无论中央银行是用600亿元人民币还是800亿元人民币购买这100亿美元,并不能改变中国海外资产增加100亿美元这一结果。如果“套息交易”者把100亿美元卖给中央银行,无论央行按什么汇率付给他人民币,中国的海外负债已经增加了1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减少是否代表中国国民财富的损失,要看减少的外汇储备是否转化为等量的非储备海外资产(如变成了等量的ODI),或减少了等量的海外负债(如偿还了等量外债)。

  “热钱流入又流出”,我刚才说了,人家是赚了钱后走的。在过去十几年中未能制止热钱大量流入,现在又未能在热钱流出之际最大限度降低国家的损失。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如何使用外汇储备

  《财经》:自从央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大规模动用外汇储备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外汇就是拿来用的”等等成为主流观点。你认为中国外汇储备怎样使用比较合理?

  余永定: 外汇储备有多种用途:保障流动性、熨平汇率波动、以备不时之需、抵御对本币的攻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等。中国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一项特殊原因则是,由于储蓄率极高且汇率缺乏弹性。在国内投资无法完全消化国内储蓄的情况下,就只能把持有美国国债作为一种储蓄方式。尽管这种储蓄方式是低效的,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外国储蓄载体,在存在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的缺口的状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有外国学者将这部分体现为美国国债的储蓄称之为“泊车储蓄”(“parked savings”)。

  基于外汇储备的不同作用,中国应该在保证流动性、安全性和一定盈利性基础上维持最低限度的外汇储备。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越是灵活,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外汇储备就越少。当初中国的外汇储备之所以过多,原因很多,汇率缺乏灵活性是其中最重要原因之一。既然不能通过汇率的变动抑制外汇储备的增加,一时又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把外汇储备用掉,于是我们就这样把“泊车储蓄”停泊在美国国债上了。

  “外汇储备就是拿来用的”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外汇储备的不同功能和形成的历史原因。什么时候用?怎么用?用多少?都是值得讨论的。正如我在前面反复讲的,把大量外汇储备用于单向、持续干预外汇市场,导致了中国海外净资产的损失、恶化了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的结构。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外汇储备(或以很高成本借来的外汇储备)就这样用掉,十分可惜。作为储蓄的那部分外汇储备,中国应该尽可能将其转化为收益率更高的投资,或设法通过临时性的经常项目逆差,将其使用掉。

  理论上说,在人民币处于升值阶段,如果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储备不会增加。相反,在人民币处于贬值阶段,如果中央银行不干预,外汇储备不会减少。如果我们一方面希望尽量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另一方面又希望减少外汇储备,我们就只能绕开外汇市场,设计直接使用外汇储备的途径。例如, 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的成立,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大量外汇注资,中国为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提供的资金,以及目前推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资金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在直接使用外汇储备以改善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结构所作的努力。又如,在石油 (或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较低时期通过某种安排动用外汇储备增加石油(或其他大宗商品)战略储备也是使用外汇储备的较合理方式。

  当前,如何动用外汇储备进行海外投资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领域。由于绕开了市场上人民币和美元相兑换的环节,外汇储备的使用对汇率不发生直接影响,反之亦然。但是,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海外直接投资,毕竟改变了央行原来所持资产的性质。新资产已经不能满足外汇储备所应具有的安全性、流动性等要求。例如,丝路基金的400亿美元中,有65%来自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全额出资的子公司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公司提供的外汇储备。丝路基金的资产与负债应该计入什么账户呢?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把外汇储备移出央行资产-负债表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例如,是否可以通过财政部发债把部分外汇从央行买走,再注入社保基金等机构,由这些机构在海外进行投资等都是可以考虑的处理办法。当然,上述问题还是应该由熟悉操作细节的政府和业界人士决定,我们这些书斋学者难以置喙。

  《财经》:在过去十几年中,你一再强调中国应该改善国际收支结构,现在你又呼吁关注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累积和中国净资产增加量之间的巨大缺口。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个问题?

  余永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的国际收支和海外资产-负债结构以后将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变化是关系中国未来的大问题?中国目前还拥有近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我们的投资收入却已经连年逆差。近几年来,尽管积累了大量经常项目顺差,海外净资产不增反减。这种情况就像我们年年把钱存入银行,过去是收不到利息反而要付给银行利息,现在发现本金也减少了。海外资产减少了,海外债务却不会。这样下去,中国的投资收入逆差必然进一步扩大。

  中国经济迟早要受到老龄化的严重影响,我们的出口能力必然要下降,我们不可能永远保持贸易顺差,届时如果我们不能从海外净投资中获取收益,中国就会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这样,中国就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债务国。而且是一个经济体在进入老龄化阶段的同时成为债务国,要想避免这种结果,我们必须尽早调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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